。此乃堂堂正正之王道手段，移民就食，安居乐业，让百姓活得像个人样。难道，都挤在长安、洛阳的街坊里卖儿卖女、当乞丐才是你想看到的吗？” 张泌是唐州泌阳人，曾在湖湘为官，与易静关系不错，多有诗书来往，因此上赶着帮他说话。 而他说的也是实情。 “移民”这个词并不是现代发明的。古来人口分布不均，交通运输困难。 人口多的地方，开发较早，开发程度也高，其实没多少荒地可供百姓开垦了。 荒地多的地方，开发程度又很差，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也不方便。 隋文帝当政时，国家人口已经很多了，尤以关中为甚，一户百姓耕作个几亩地，平时也就勉强过活，一遇天灾人祸，断炊是必然的，因此出现了“移民就食”这个词。 唐高宗、武后年间，关中府兵拥有的土地从几亩到十几亩不等。这样的家庭条件，还当什么府兵？于是出现“乐迁”制度，向淮南移民。 安史之乱后，人口跌入谷底，但经过百余年的藩镇割据，人口又大幅度增长。巢乱以前，诸道户口加起来，已经三四千万人。 这个人口，看似不用移民，但唐廷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向江南迁移人口，原因是人口分布不均。河北人口几乎超过了天宝极盛时期，但唐廷管不到，只能让他们把犯人往江南发配。但关中人口也非常稠密了，这是可以向外迁移的。 邵树德攻占一片白地的河南府、汝州、河阳，大受摧残的郑州、晋绛、唐邓随、襄阳等地之后，移民来源也是被他保护得相对不错的关中百姓。 不移民，大家一起穷，人越长越矮，越长越瘦，吃了上顿没下顿，这就人道了吗？ “张泌，你有什么资格喊我韩冬郎？”韩偓眼一瞪，斥道：“趋炎附势之辈。” 张泌气结，正待理论，结果被人打断了。 “诸位。”杨注起身，双手下压，示意众人安静，然后说道：“都是为了完善经书，何必争得面红耳赤？就事论事即可。” 说完，他想了想，说道：“韩玉山所提几点，其实也未尝没有道理。江南有官员连造大案，配流西域者数千家。此事，圣人也下诏申斥了。” 说完，他看向记录的小吏，道：“这条详记一下，呈送圣人案头。” “遵命。”小吏运笔如飞，将众人争论的焦点详细记录下来。 而在这条之前，他已经写满好几页纸了。 从记录可以看出，即便是韩冬郎这种人，也知道人多地少后的各种乱象，对此也是很忧心的。区别在于，他认为这样有悖人伦，移民路上也有各种惨事，很不人道。但你若问他如何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他就不谈了，只指出问题，解决办法没有——其实，除了向外移民，在现阶段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 另外，也有人对《通货》一篇大加驳斥。认为这种书不该面世，会培养更多有商业头脑的人。他们以河北、淮海二道举例，移民出海捕鱼，居然有人驾船跟着，收购他们的渔获，然后还提供包括食水在内的各种补给，损害的渔具也能修理，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他们认为，出海之人利欲熏心，尤以捕鲸者为甚。性子桀骜不驯，好勇斗狠，很难管教，还嘲笑读书人穷酸。太平盛世之后，这种人就是祸乱之源。 其他陆地行商的，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之就是一点，这些人四处乱窜，败坏风气，让百姓不再淳朴，心痒得不行。为此，弃耕捕鱼、从商者不计其数，与为了富贵上战场搏命的武夫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杨注认真看了这些记录，私下里以为不然，至少这种程度的意见，是不足以说服圣人的，没有用。 他曾经得圣人召见，谈到过类似问题。 圣人说天下稳定，有两种方法。 其一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农村”，人人习古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人束缚在土地上，最好一辈子不出村、不离乡。 第二种办法，他提了个拗口的词：动态稳定。 不安分的人，让他去打仗，去捕鱼。 杀敌立功、捕鱼致富了，他就有了地位，反而安分了。 如果在战场上死了，或者葬身大海，那就更没烦恼了。 另外，把不安分的人送走也是一条思路。 艰难以来，军中作乱者，往往是少数人裹挟多数人。这些军中刺头，有威望，有勇力，有野心，一旦给他机会，就能整出大事。 伊丽河谷赵王帐下的天武军，就有大量来自中原的武夫家庭子弟。他们除了提刀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