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还让即将到来的秋风更加肃杀。
一切都因为此时，国中局面大坏。
乾清宫里，一身青衣的崇祯皇帝颓然无力地倚靠龙椅。
皇帝身前的龙案上散乱摆着几封奏报，最上面一封，来自驻军襄樊的湖广总督卢象升。
这是卢象升在十日之内的第二封奏报，早前的第一封报告了闯将李自成率军攻入郧阳，将新任郧阳巡抚宋祖舜围于城内，大略四方。
宋祖舜是卢象升的继任者，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朝廷之所以点了他做郧阳巡抚，就是因为他知兵。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勤王的时候，宋祖舜担任参政，分守凉州道，那年甘肃勤王军途中哗变，杀了参将，瓜分行粮六千两回师西北，把巡抚围在兰州，向西渡河，声势大坏。
被围在兰州城里的巡抚命人飞马驰书，传信命凉州道严防死守，城内士绅也坚定地站在朝廷这边，做好了死守的打算。
毕竟甘肃那边的士绅，成份就是退休的世袭武官，就没怕事的，双方势同水火，一场大战在甘肃东部的凉州道蓄势待发。
但宋祖舜干了个神奇的事儿。
他力排众议，告诉别人如果不让叛兵进城，严防死守，坚拒之下事情肯定就坏了，他认为事情还要有挽回余地，决定跟叛军沟通，让他们晚点进城，以期将之解散。
事情干的很漂亮，不仅将哗变军队解散，甚至还在解散前让他们把没花掉的五千两行粮上缴入库，刀枪火器也收回来了。
三寸舌解散叛兵，是厉害人物没错。
可惜这回，宋祖舜也要面对的是李自成，身后也没有当年甘肃军队的支持…郧阳府这个地方就没兵，只能闭门死守，眼看治下惨遭杀掠。
崇祯本以为，卢象升在短短十日之间又发来奏报，想必是郧阳府的事情有了转机。
万万没想到，不仅郧阳没有转机，甚至情况还更坏了。
卢象升的第二封奏报，一来是告诉皇上，他已经以劣势兵力跟李自成的流寇交手了。
十日转战千里，三战三捷，砍了三千六百个脑袋，敌人却越打越多，郧阳府山区的山贼土寇加入战场，汉江以南吃不上饭的老百姓，同样也被煽动。
湖广一省，兵力不济，标兵四处游击，如同扬汤止沸，援军加入战场迫在眉睫。
但这却不是卢象升第二封奏报的重点，他的重点是，通过审问俘虏得知，跟随李自成一同攻破武关进入湖广的，还有一个巨寇张一川。
其实卢象升并不知道张一川是谁，过去也没听说过张一川的名号，但单凭其元帅府河南总兵官的官号，就足够定性为巨寇了。
此时张一川并未随李自成渡过汉江，而是转掠汉江以北的南阳府。
卢象升意思，是提醒朝廷小心河南，别让这个伪官真进了河南，最好能来个南北协剿，把这股势同燎原的叛乱镇压下去。
卢象升是了解河南，他过去在大名当知府、兵备道，与河南比邻，对那边的情况有所耳闻。
所以他并不认为，张一川进了河南能猖狂得起来。
因为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刨了九边，河南的军事传统能排进前三，这个省份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多。
人口多、田地多、宗室多、驻军多、民兵多。
人口和田地，中州之地自不必说。
宗室上，河南遍地是王府，开封周王、南阳唐王、洛阳福王、彰德赵王、怀庆郑王、汝宁崇王、禹州徽王、卫辉潞王，这些藩国几乎把河南填满了。
而每个王府，都有自己的仪卫，甚至还有护卫，尽管藩王卫军是越来越缺斤短两的制度，但上千人的武装力量也不容小觑。
驻军多，是因为河南设立的卫所多，这也跟人多有关系。
民兵，则是河南的特色，因为比邻郧阳特区，自从明初就有严重的流民问题。
地方上士绅修筑堡寨自守，官员招募民兵护卫地方，后来在土木堡之后就成为了民兵输出大省，戍卫边关、填充京师营卫、编入本地卫所都有河南民兵的身影。
甚至还多次以三千人的民兵营为单位，成建制转为正规营兵。
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传统，导致并没有与边疆接壤的河南，在民间既拥有非常庞大的储备兵源，又有一大堆像钻井机一样榨油的藩国…这个地方根本出不了大乱子。
外地来的贼，本地的卫军、堡寨能拦住；本地的民间武装作乱，影响力连十里八乡都打出不去。
只不过有长必有短，河南的稳定程度非常高。
这就意味着大明军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河南是缺失的，也就是总兵官。
总兵官因事而设，在天下诸地成为常设之官，是因为那些地方总有事。
河南没事，没有总兵。
如果说大明北方的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军队，在战争中指挥不畅，问题往往来源于军队维持费太低。
各镇风气用更少的人吃更少的粮，形成精兵政策，以至于一旦总兵力超过千的上限，就要四处调兵，使上下不能同心同德，互相掣肘，导致看起来像散兵游勇。
那么河南的军队，就真是散兵游勇。
卢象升这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