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的教诲，实在太正确了！
正确到连孔孟二圣复生，也挑不出任何错来。
赵煦却是等群臣恭贺完毕，继续道：“当时，朕记得，朕跪皇考身前，再拜稽首，恭听皇考圣训。”
“皇考于是坐朕身前，与朕言：吾今多病，将来国家，将托付于尔…”
“尔即位后，当谨记朕今日所教。”
“朕再拜俯首称诺！”
“皇考于是，命朕在御前立誓…”
“其誓言有三！”
“朕迄今依然记得清楚！”
群臣顿时竖起耳朵但每个人都紧紧的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整个殿堂在这个时候，更是静得离谱，只有赵煦的声音在殿上回荡着。
“其一：不可杀上书言事者，凡群臣谏言，即便有违国法，止罪于远篡边郡！”
这就是直接抄了，历史上靖康之后，在民间和官方都广为流传的那个大宋太庙有太祖所立誓碑的谣言中的一条，既：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当然，稍作了改变和补充。
将主体从士大夫，变成了涵盖到了所有人的‘上书言事者’。
这是对科学和言论的解禁。
等于放开了官府对言论的管制和控制。
从此以后，不止儒家自由了，那些打着儒家旗号的人也同样自由了。
但大臣们那里知道这些？
他们的耳膜里，只有那句：不可杀上书言事者，凡群臣谏言，即便有违国法，止罪于远篡边郡！
这是什么？
亘古以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政策啊！
而且，这还是官家金口玉言，自己说出来的‘先帝圣训’。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相当于自我立宪！
而且是约束力超强的立宪！
为什么？
孝道啊！
在整个已知天下，无论是北虏还是大宋，不管是高丽还是交趾，甚至包括西夏。
只要是在儒家文明圈的国家，就天然受到孝道的钳制。
皇帝也不例外。
甚至皇帝受到的钳制，要超过普通人！
原因很简单，除了开国的君王外，其他君王的合法性来源，是来自于继承自己父祖的帝位。
换而言之，没有父祖，皇帝算个屁？谁认啊！
西汉时，霍光废昌邑王刘贺，用的最大罪名就是不孝，而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刘贺没有朝拜、祭祀宗庙，也没有去昭帝灵前哭丧。
所以，他并不是君！
故而可以废黜！
故此，没有皇帝，敢让自己头上有一个不孝的罪名。
哪怕是，奉行玄武门继承法的大唐也是如此。
因此，历代君王，凡口言：皇考如何如何。
基本上，这句话一出口，就会变成法律。
而且，将凌驾于其他所有法律之上。
对文臣而言，这可就实在太棒了！
无论韩绛，还是李清臣、安焘或者吕大防、章衡，此时此刻都是浑身颤抖。
每个人都是面朝永裕陵方向再拜：“伏唯大宋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可垂于万古！”
韩绛心中，更是什么疑虑都没有了！
仅此一条，旧党的所有人都当放心下来了。
当今官家，以先帝之名，当着群臣复述的誓言。
天然神圣不可侵犯，不可更改！
这是与汉高祖与群臣斩白马而盟一般的诺言。
含金量，远超汉光武指洛水为誓所立的誓言。
但赵煦依然动情不已的抬着头，似乎怀念着什么，回忆着什么，眼眶热泪滚动着：“朕记得很清楚，皇考当日，言及此事，曾动容落泪，与朕言：乌台诗案，太过牵强，实乃有司捕风捉影，有心者煽动舆论，加罪于士大夫，吾早已有悔，只碍于颜面…尔即位后，当起复苏轼，平反诸案…我大宋此后，除谋逆文字外，不可再因文字、言论治罪者！”
这既是给他的父皇松绑——作为现代的留学生，赵煦可太清楚，苏大胡子的历史地位了。
唐宋八大家里，最有人格魅力，同时也最传奇的一位。
而其文章、诗赋，在千年后，依然在天下九州无数校园学子嘴中被反复诵读。
为了自己的父皇，赵煦只能是编出一个‘皇考早有悔意…还嘱托朕平反’的谎言来——反正，在他上上辈子，元祐的旧党大臣们，就是拿着‘先帝早有悔意’的名义，来推翻熙、丰时代的一切的。
和尚摸得，他自也摸得！
而在同时，这也可以进一步强化放松言论管制的风气。
赵煦当然知道，这样做其实对皇权是有害的。
因为皇帝，其实是某种意义的神。
神，不可以被讨论，不可以被评价，更不能有错。
一旦神被人讨论、评价，甚至被人发现了错误。
那么神就从至高无上的地位跌落下来。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亮出了血条。
皇权因此松动。
可是，赵煦看的清楚，皇权终将谢幕。
与其被人拿着刀子，将全家杀干净。
不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