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这一点，《河图》派九州的分布十分均匀、冀州被称为“正中”的原因就好理解了。《河图》派九州说也就并非无稽之谈了。后来，据《孟子·万章上》说：“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可知，舜、禹皆可能都于尧都平阳，皆可能都于今新泰市境内。今市西有禹村镇，历史悠久，为这种可能又提供了一条佐证。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是与新泰的地理形势，有关了。。为什么会如此呢？恐怕是与禹可能都此有关！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大、对古史的遗忘，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实际保存了先夏历史的《河图》派九州说了。于是便依据当时中国的版图来解读和改写它们，从而产生了《周礼》派九州说。甚至我们还可根据《周礼》派各家所保存的原貌的多少，来大体判断其产生时间的早晚，即可能《周礼》最早、《吕氏春秋》其次、《禹贡》再次、《尔雅》最后。后来，邹衍又提出大小九州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恐怕就是邹衍既见两种“九州”说而又不能解其乖异，遂折中而言的结果。
在尧舜禹时代，黄河流域究竟是处于部落联盟形式之下，还是处于酋邦形式之下，最早较全面地介绍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并尝试采用此理论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著作是张光直的《青铜时代》，此观点的代表是谢维扬《早期国家》，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也有相关论述。学术界尚存在争议，但此时黄河流域尚未步入国家，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此不多述。此时的黄河流域与大同江流域在东亚前国际体系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是我们要加以考察的问题。
分析《禹贡》的行文，可以清楚地看到冀州所占据的主导地位。首先，冀州被列为九州之首。其次，在提到其他八州时，都要贯以描述其地理方位的说法，如“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淮、海惟扬州”等等，而冀州前面却没有任何说明。第三，其他八州都提到“厥贡”，而冀州没有。按金景芳的说法：“原来尧舜禹的部落联盟仅处在冀州一隅。以治水为契机，尧舜禹这个部落联盟的势力已延伸到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八州，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还不能把八州存在的部落联盟、部落、氏族等等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小共同体并入自己的部落联盟。”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序”第4页。《禹贡》将九州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来描述，就是当时已存在东亚前国际体系的证据。《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说苑·修文》说禹：“南抚交趾、大发，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讲的并不是国家的疆域，而是这一前国际体系的空间范围。其东方达到鸟夷的所在地，就是《禹贡》中的“岛夷”居住的大同江流域，显然，朝鲜半岛北部是包括在东亚前国际体系之内的。
《禹贡》将此前国际体系分为九州叙述，意味着组成这一前国际体系的具体单位不论是部落联盟、部落、氏族，还是聚落或聚落间组成的各种层次的联盟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之间首先是分别构成9个大的区域性次体系，而后才由这9个次体系联结为东亚前国际体系。
“东夷”分布在包括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构成一个环渤海居住的大部落。环渤海考古学文化上的共性，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鸟夷与炎黄系部族的关系，除了《禹贡》记载的贡道之外，在史书中就找不到任何记载了，但东夷与炎黄系部落的关系，史书中却有迹可寻。
《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载黄帝以后联盟的首领依次是：
黄帝——颛顼——帝喾——挚——尧——舜——禹
颛顼氏，据张博泉先生考证，其居住地在今LN省西部地区，《箕子与朝鲜论集》，而这里也是商部落先世的发源地。商人先世起源于今NMG自治区昭乌达盟的七老图山一带。参见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史学集刊》1981年复刊号；干志耿等：《商先起源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从商部落的始祖起源传说与东夷部落属于同一类型来看，杨军：《〈诗经〉婚恋诗与先秦婚恋风俗研究》，这里在夏初还属于东夷文化的范围，此地区的居民显然属于东夷部落的分支。挚，《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少昊挚以鸟为图腾，其后裔郯子又是东夷小国之君，显然挚也属于东夷民族集团。舜，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