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周没有局限于要“搜套”、“剿套”。
他要帮朱祐樘实现的，是跟鞑靼正面一战，至于这一战是发生在河套地区，再或是哪里，其实不重要。
张周要打的，也并不是什么火筛部，再或是朵颜三卫这些，他要打的是达延部本部，直击达延汗，只有这样才能打出大明的威望来。
李东阳听出张周的意图，他当众陈述这么做的弊端，道：“从宣府出兵，出塞之后地势险要，不利于兵马长途跋涉，草原各部族中又以张家口堡等处为缺口，出兵后容易陷入重围。并不足取。”
在大明，宣府在西北相对而言已经属于“后方”，宣府是贮藏西北军粮物资的重镇，这里距离京师近，相对而言防备也比较完善。
在宣府之外，本属于火筛蒙郭勒津部的放牧区域，属于蒙古右翼的土地，本身朵颜等部往西放牧，也会往这边靠近，这里在草原上既属于“三不管”，也属于各部族争锋之地，这里因为没有耕种屯田的价值，大明一向也不会以此来谋划出塞作战的战略。
在火筛本部与达延汗准备展开大战之前，蒙郭勒津部已西迁，往河套地区靠近，所以现在这里出塞，基本属于绕道于火筛部的屁股后面，等于是要跟达延部东西夹击火筛本部。
以李东阳的意思，从这里出兵之后，人家蒙郭勒津部和达延部很可能会一致对外，联合其余的部族，在地势不利于大明骑兵和步兵发挥的区域，对大明军队展开围攻。
想绕道敌后，却很容易陷入重围。
张周道：“从延绥出兵山长水远补给不足，从偏关出兵地势不佳内窄而外宽，从宣府出兵则地势起伏不定，难以长途奔袭……那意思是说，未来还是固守在关塞之内，河套之地也放任不管，才是正道。是这意思吗？”
李东阳知道张周是在跟他辩论，他道：“出兵与否，本就在商谈中，不必马上做决断。”
朱祐樘则力挺张周道：“出兵剿套，是朕的意思，符合大明如今西北的局势。诸位卿家之前曾说，西北防务之重，在于令偏关安稳，如今偏关已无碍，何以还要耽搁出兵呢？”
防守不成问题，还不谈出兵，在皇帝看来，不是朕没本事，而是你们这群大臣前怕狼后怕虎。
兵部左侍郎王宗彝再走出来质疑道：“先前剿套之战，屡屡要出兵数万甚至十万之众，劳民伤财，鞑靼骑兵往往避我大明主力不战，趁机袭扰于他处，如此也未能长久治理河套之地。若贸然出兵，只怕会适得其反。”
张周道：“以王侍郎之意，因为剿灭盗寇困难，所以就放任盗寇在家门口作乱？只有他们袭扰家门的时候，再做抵御？”
朱祐樘不想再听这么掰扯。
他用坚定的口吻道：“宣府出兵之议，朕赞同。便以此商议，十天之内拿出切实之方案，诸位卿家不必再争。”
定了出兵，还听从张周的，要从宣府出兵。
大臣自然心怀不满。
但有张周先前几战的功劳，大臣又知现在皇帝对张周无比宠信，他们有意见提不出，所能想到的，自然还是在朝议结束之后，一群御史言官联名上奏去反对出兵之举。
“户部郎中王琼，于偏关一战居功至伟，擢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偏关及周边之地。”
朱祐樘当即对此战中有决策功劳的王琼做了封赏。
户部右侍郎的兼职，近乎可以跟秦纮这个宣大总制的级别一样，不过王琼始终还只是偏关巡抚，而偏关在大明战略上的意义更侧重于军事防守，并不涉及到府库粮草治理等事。
……
……
朝议结束。
本来是商讨王琼和朱凤等人的功勋，结果到中段完全偏离方向，探讨起是否应该出兵，以及从哪出兵的问题。
张周所代表皇帝的利益，跟文官追求的西北安稳的政策相悖，结果就是最后以皇帝的威严定下西北要出兵，但似乎这并不能得到文官的全面支持。
连张周都知道，要是出兵，有了功劳会被文官打压，有了过错也会被放大。
文官会利用他们手上治国的权力，尽可能给带兵出征之人设槛找麻烦，这也是明朝中叶以后文臣治国最大的弊端，那就是政治腐败导致的军队制度僵化，兵马实战训练严重不足，最后沦为只能守边不能打硬仗的预备役。
朝议结束之后，张周再被叫到了乾清宫。
朱祐樘坐下来之后，脸色也没多恼火，大概他过去当十二年皇帝，跟大臣之间在西北问题上扯皮太多，已经有点麻木。
“秉宽，若是朕让你去宣府带兵出击，你是否有信心？”
朱祐樘现在不敢把出兵的事假手于人。
如果说先前他还指望王越和秦纮他们，现在他明白，只有张周在战略上才能理解他的意思，也只有张周才是完全站在皇帝立场上，至于文官……更接近于职业政客，只保证所谓“大局安稳”，不会想着去给皇帝建功立业，也不会想着去为大明边军做点什么。
安定时代文官所推崇的“中庸”，会把时代的一切事务往“不作为”方向推进。
张周道：“陛下，臣倒是有信心，但需要时间来筹备。敢问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