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王文龙的问题那监生自然而然回答：“如果该书的流传故事如同记载中一样，并没有任何伪造之处，那么此书就是真的了。如果该书所流传过程乃是编造，此书真假也不须多问。”
王文龙对于这个学生的回答却似乎不很理解，他疑惑说道：“但若是该书的流传过程是假的，可书籍内容又是真的，只不过是当初流传书籍之人因为种种原因，将真实的流传过程给隐秘了，你这论点便还能行得通么？”
“这个……”被问到的学生张口不知该怎么说。
“那我再往下问，”王文龙又继续说道：“有没有可能这书的内容也不是全部真，也不是全部假，而是当初确实有零散片段的《古文尚书》流传于世，后世之人发现残篇，为了使金瓯不缺，自己动笔加以补足，最后写出一篇半真半假文字来，这样的文字虽然是假的，但其中也有真处。这样的文字又有没有价值？”
那学生愣了半晌，回答说：“这……价值想必要大减了……”
“不，这样文字同样有价值！”王文龙斩钉截铁说道：“若是一篇文字最初写自孔圣，流传之时失去了其中的七成，之后这七层被两汉之人以自己臆测方法给补上，那么这篇文字原本的三成自然能够反映当时孔圣人的思想，若能找出，岂不也得孔圣人思想其中三昧？”
台下有个学生忍不住问道：“是以先生是想用《尚书古文疏证》之中的办法找出《古文尚书》之中的确是先秦所做的篇章，去芜存菁？”
“也不尽然，”王文龙笑着说道，“那三成的孔圣人原文自然价值宝贵，而那补上的七成反映的也是两汉或是两晋时补足之人的思想，价值却也不菲了。”
台下众学生们露出疑惑的表情，就听王文龙反问说道：
“列位想想，《古文尚书》若真是伪作，却也依旧能人被世人奉为圭臬研究上千把年，难道不也说明此作思想之深刻隽永吗？”
众人不禁全部呆了，想一想才发现王文龙说的的确不错，就算《古文尚书》是伪作，但是它的写作水平也足够高了。否则那些研究《古文尚书》的大家还研究个啥？
王文龙继续说道：“那么此书是谁所写？是何时所写？又是哪门哪派的后学做出？怎么在青史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如果《古文尚书》是真作，那么整个故事都已经讲完，没有什么更多可研究的，众人无非继续学习那二十五篇文字就是了。
但如此书是伪作，那么以上问题全都将陆续出现，对于《古文尚书》能进行的研究从此之后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台下众人听的都是目瞪口呆，大家都没有想到对于历史文献可以有这样的研究态度。
王文龙道：“以往人研究古籍、古物，往往采取‘证经补史’的态度，看见什么古书古物，往往就拿着已有的历史记载与之对照，却不顾修史之人也不可能记录下所有当时历史事件，此时强行将所发现之物与历史对照，往往就会出现种种啼笑皆非的错处。”
“这种错处便是圣人也难免会犯，如《史记》言‘骨节专车’之事，圣人以为此乃防风氏之骨，然而实地去过会稽山查看便能知晓，此地所产大骨实乃兽骨，非人骨也。”
“我们研究一历史流传文献，可以看出当事人的写作习惯、口语习惯、音韵习俗、地名人物、礼仪风俗，这些皆不是史书记载能够得知，于是可知，研究古代之史料能得到的内容多半会比看史书更多。”
“既然如此，研究古代文献便不该在使用‘证经补史’之方法，而是‘考古写史’，通过种种分析才可以去了解古人写作文献之本心，当时情况之本源。”
“就从《古文尚书》说起，《古文尚书·禹贡》所注解的地名以及状况都在汉武帝时代以后，这便能够说明此书多半是汉武帝时代以后才加以补入的，但这之后难道就没有可研究的了吗？
非也。
我考察出问题的地名，发现其中三个地名又是东汉王莽改制之前所用，这三个到了东汉以后并未改回，另外两个则是王莽所改，便又可猜测此文至少经过两次补充，一次在汉武帝之后，王莽之前，一次在东汉之后魏晋以前，那么两次改动之人是什么想法？他们的思想又有何区别……”
王文龙早就列好了讲稿，此时一口气开始讲，便流利的说了大半个时辰，台下的学生听得入神，全都有豁然开朗之感。
儒家士大夫从来都有以古非今的想法，认为古书都是好的，就好像神话故事里上古神器最利害一样，越是老的东西，越是有权威性，只不过是这些东西都在流传过程中丧失掉了，而新补充上的东西，儒家士大夫往往以为不值一提。
所以在座的众人以前学习古书全都是采取着崇拜的态度，以为看过更多的古书就能知道更多的事情，但王文龙今天讲的却是“疑经考古”的思想，让大家豁然开朗。
一方面王文龙认为古书不全是真，另一方面则反对一切都推崇古书，应该对事物有客观的判断。
这问题上儒家犯的错可太多了。
最典型的就是孔子的骨节专车故事。
吴伐越，在会稽山上找到一截可以装满一辆车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