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长、掩恶扬善，会故意让史官编造一些吹捧自己的内容。
而在焦竑这种史家看来，这时就必须要有“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的史官去和皇权对抗。
在这种对抗之中，对于历史的褒贬权力其实乃是史官们的重要武器。皇帝可以杀我，但是我可以在史书之中骂皇帝，这也是史官唯一的防身法宝了。
王文龙所推崇的历史研究方式固然可以更好地研究历史，但是却不利于史官进行战斗。
而在王文龙看来焦竑所推崇的这种史官思想只适合于春秋时代的小国，那时的诸侯权力不大，如果全天下包括其他诸侯国的人都骂他，还真能形成点舆论压力。
而到了这个时代生产力早就不同了，别说大明，就是欧洲那些小国家都已经不怕什么舆论攻击，万历皇帝连天下共同上书都不怕，史官想要凭借自己支笔跟皇权战斗实在是想太多，还不如把历史观赶快科学化，以方便进行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