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对锺惺来说简直是如吃饭喝水一样天生就会的事情，在心中打好腹稿之后，他下笔如有神，文字仿佛就是从笔端流出来一般——
“《近日所谓新诗
如今市井之上，自诩所作乃新诗者日众，彼等多言受古诗启迪，动辄将其作比于李后主、陶渊明，似此便能步其后尘，成就非凡。
然则，彼辈所学之古诗为何物耶？
梁朝昭明太子曾辑古诗成册，名曰《诗归，自此世人皆以其所选者为“古诗”。
及至唐朝，诗风再盛，又有人选唐诗编为“唐选”。
殊不知，“古诗”、“唐选”之名，非自然天成，乃由点评家、巨擘所定，遂成定式，古诗、唐诗之风亦随之而定。
此《诗归者，非诗之归正，实乃选者之权势名望使然。其选本之非全面性，可见一斑。
后世之人，若仅凭此等唐诗学“真唐”之风，岂不可笑？此辈复古之流，其作逊之唐人远甚，概由此可知也。
更有甚者，于唐诗之中深挖“灵性”，以为尽得唐诗之妙。此等浅见，实为下下之策。然今市面上，此风犹炽。
吾以为，诗之气韵风格，随时代而变，此理之常也。诗人欲超时代，达更高之境，当学诗之精神，而非皮毛。
《全唐诗、《古诗归中，诚然不乏佳作，然若依样画葫芦，终不过得其皮毛。吾辈当学古诗者，非其风格气韵，乃其精神所在。真诗者，精神之所为也。
吾辈当体悟诗句中幽微之情，孤独而宁静之寄托于喧嚣之中。以虚怀若谷之心，坚定之念，遨游于诗之广袤天地，犹如异乡访客偶得奇遇，遂记之。
吾辈所求者，诗之精神也，非其表象。
今能行此道者，鲜矣。吾自谓其一，福建王建阳亦算其一。
吾以为，此风之始，当推王建阳之《读涂长卿荒政考有感。“石壕吏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此二句由事入情，王建阳作者之精神仿佛跃然纸上。
此二句已脱唐人形式之束缚，而得其精神之精髓，当时即令众人叹为观止。
此派诗既新且旧，创作手法与他派迥异。且近日此风日盛，虽未成一派，然将来必成大观。
若论王建阳诗之可取处，当在其不拘一格，勇于创新。
试举王建阳最新小令《长相思为例，其上片既写景又抒情，情景交融，难分彼此……福建同安之蔡竟夫，近有佳作流传天下，亦用此法……”
锺惺的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写了三千多字，将复古运动以来的明代诗坛发展通写了一遍，旗帜鲜明的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复古运动的前后七子，第二阶段虽未说出名字但明显指的是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然后他便提出了第三阶段诗文改革的领军人物——福建的王文龙和蔡复一。
王文龙一个没注意，直接成为竟陵派的先行者了。
在文章之中锺惺还愤慨的批评当今诗坛的创作情况：“湖广诗人，自称抒发本性，然而写文字总要对照着一个古人。作诗时便说我这篇诗学的是李杜，评价时又说这一阙词有东坡之风……连夸人也要找个古人材夸得出口，还自信洋洋以为自己在抒发本心。
难道不知学来学去，总非自己，既非自己，何谈本心？
王建阳的《长相思正提供了另一范例。
其语言再是直白不过，然而王建阳却能从生活之中发现真味，以景入心，不言情感，却使满怀心事，跃然纸上……天涯羁旅、漂泊异乡、梦回家园，全然信手拈来，不需雕琢……今日翻着古人佳作比照作诗的文人，却应多读读王建阳这首词，能解许多疑惑也……”
锺惺的这篇大作一经问世，立刻便从地方小报转载到全国知名的文学报刊上。
因为锺惺在此文之中对当今市面上流行的公安派开炮开的太猛了，很难不引起讨论。
连王文龙看到这篇文章都不禁惊讶，此文所阐述的内容对于王文龙来说十分熟悉，因为这就是原历史上十几年后锺惺的大作《古诗归的主旨思想。没想到的是锺惺的文学思想在此时就已经成熟。
明代的诗坛正站在需要改革的关口，正缺一个指导思想来引领，锺惺的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诗坛大讨论——“竟陵派”的土壤正在慢慢形成。
在这一派中，王文龙居然成了开山祖师，甚至有教主地位，因为他的诗词风格在竟陵派作品中显得太过于出彩。
竟陵派的大多数诗词都喜欢挖掘作者内心的小情绪，古怪无比，虽然在明末得到文坛追捧，但实际上能够看得懂和接受的读者并不多。而王文龙的诗词却无论是竟陵派还是普通诗人，全都爱读爱看。
于竟陵派来说，王文龙的作品正好向大家表明，根据竟陵派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诗也可以是众人都能接受的神作。于其他人来说，王文龙的诗则比竟陵派的其他诗歌好接受的多。
海内文人都疯狂了，追着王文龙的几篇诗词仔细研究，甚至直接步韵——就是直接将《长相思的韵脚拆出来，每一句都用和王文龙同样的韵。
韵脚限制了用词，这样步出来的诗词和原诗词真正是气脉相通，乃是最快速学习某一作品风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