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和恪勤匪懈，这样的考评，太过笼统，尤其是把德义当作考评官员的首要之选，却不能真正验证一位官员的能力。既然要行利，自然用政绩说话，当以二十七最为主，并要在二十七最的基础上，进行更好的改变。”
所谓二十七最，便是根据不同的官职或才能来评判，比如吏部负责考评推举的官员，若做得好，便能获得铨衡人物和擢尽良才的评语。
黄宗裕面露难色，道：“让官员行利，怕是难以推行。”
方运道：“我有一问，倘若使百姓得利，使国家得利，使人族得利，是否为行利？”
黄宗裕道：“此为行仁义。”
方运道：“善！为民行利，为国行利，既是行利，也是行仁义。比如一地县令，若能让百姓富足，家家有余粮，人人有余钱，六畜兴旺，工坊倍增，商贸畅通，税收增加，这便是能臣干吏，比那些空有德义有闻恪勤匪懈却未能让百姓富足的县令，更应该得到提拔！”
“为百姓与国家谋利，便是景国革新的核心！”
方运的语气斩钉截铁。
众官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还怕方运所谓的行利和尊礼复古一样极端，现在看来只是改变考评的侧重点而已，完全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