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了对士兵思想教育上的方向，接下来就是具体操练号令、军纪、赏罚、武功、武器、阵法配合了，不过在这之前，首先要在军队中普及文化基础。戚继光书中让士兵熟记号令、军纪的办法是把这些整理成文字，让军中识字的士兵念出来，不识字的士兵围着听，从这样集中的学习开始，再和赏罚制度结合起来鼓励和强制士兵记住。
那首先需要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士兵识字，不能全是文盲，否则学习无从谈起。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像袁世凯小站练兵一样，编写文盲也能听懂的《劝兵歌》之类通俗歌谣让士兵熟悉，不过沈飞觉得现在完全有条件更进一步，普及文化的基本技术前提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推广，现在已经有条件了。古代进入私塾正式读书之前的蒙学阶段，蒙学读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时也都已经出现了，光这三本加在一起，没有重复的字就有2250个。随便加点别的蒙学读物，轻轻松松识字量突破三千，常用字就都记住了。蒙学阶段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
后世统计文盲率80%甚至90%，那只不过是1950年一年的统计数据，沈飞看到过资料里有另外不同的数据，1860年左右传教士在湖南的调查，山区城镇文盲率60%，城市文盲率50%，至于后来的文盲率急剧提高，资料中的解释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战乱，二是因为古代和现代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转换过程中形成了断层，原来的书院私塾教育体系受到冲击垮了，新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还没有建立普及开来。类似的医学也是这样，中医受到了冲击，西医还没有接上，也形成了断层，加上战乱就造成了平均寿命大减。这也可以和沈飞见过的其他史料印证，比如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里说“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写于1926年，二十年前就是1906年，就是说文盲率的增加也就是二十年时间里的事情，而不是有些人脑补的两千年。
海陆丰所在的广东沿海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是近代文化和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当然也是“宗族”非常发达的地区。不过这个“宗族”和“封建宗法制”没有任何关系，战国以后真正的封建制就瓦解了，不仅全国政权走向统一，全国市场也统一了。沈飞看过秦晖的研究著作，秦汉时民间各地方就已经多姓杂居了。西晋北方五胡乱华以后中原国内市场受重创破坏，原来的边疆地区，江南和四川因为掌握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人口避难迁入却是繁华了起来。九品中正官制和士族形成是一波小回流，经过黄巢“天街踏尺公卿骨”和唐末五代的战乱以及宋代科举制扩大也瓦解了。
近代兴起的所谓“宗族”是明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风俗，之前制度规定只有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可以把自己家里祖宗十八辈都供奉起来，普通人家最多供奉到高祖一辈，嘉靖年间经过夏言的建议才放开了这种限制，供奉祖先的风气才在民间蔓延开来，成为近代民间宗族的起源。以朱熹总结的《吕氏乡约》为基本组织结构，不过如果宗子本身能力不足，那顶多也就是在祭祀时主持一下，日常管理和产业经营还是掌握在其他人手里，有企业性质。
明代中期开始是民间结社极多的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结社、经济结社（如颜钧的萃和会、何心隐的聚合堂）、行业结社（比如隆庆二年成立的被《中国科学技术史》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民间科技组织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政治结社（复社），那些所谓的宗族不少都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也是结社的另外一种形式。清军入关以后更是如此，民间结社害怕被当成反清活动，就改头换面，以结成宗族的形式出现，其中就以广东为最。
清军两次进入广东大肆杀戮以后，广东就已经没有完整的宗族了，当时的宗祠都是合族祠，规模大到几县，称为“众人太公”，而且大多是编出一个祖先的虚拟宗族，实质是结社。沈飞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鸡骨太公”，把吃剩下的鸡骨头用布包起来装进盒子放到房梁上当成太公供奉起来结成一个宗族，这是珠江三角洲虚拟宗族的普遍特点。
除了合族祠，还有家祠，称为“私伙太公”，这个更加离谱，大部分供奉的不是祖先，而是活人。在仕途或者经营工商业有所成就升官发财的人很多会给自己建一个作为个人的显赫荣誉标志。到了乾隆年间，合族祠也有了禁令，就又改头换面，称为“书院”、“书斋”、“书舍”，以私立大学、私人图书馆等学术机构的面目出现，原因就是当时珠江三角洲文化很普及，这就是《海陆丰农民运动》里的那句话“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的历史传承背景。
那则晚清文盲率统计资料沈飞没有看到具体出处，有所怀疑，不过除了《海陆丰农民运动》里的那句话，也还有其他一些资料可以作为旁证。比如在明初，朱元璋非常重视文化的普及，在还是割据政权时期的吴元年时就已经开办书院，统一全国后强制性家家户户发了一本《大诰》，这就是极大的普及文化知识。当时谢应芳的诗《读大诰作巷歌》：天语谆谆祸福灵，风飞雷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