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口称“商总”的潘东家，大名叫潘振承，又名潘启（本小说里面采用这个名字），字逊贤，号文岩，曾被法国人评为十八世纪的“世界首富”。
潘启于清康熙五十三年出生在福建栖栅社（今漳州白礁村），其父潘乡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较为贫苦。潘乡有五个儿子，潘启是老大，他从小天资聪颖好学上进，但奈何为了分担父亲的重担，在雍正五年朝廷解除海禁之后在私塾辍学，给人去当了劳力船工，但不久之后因为勤劳刻苦得到船主的赏识重用，成为了一名掌握全船的舵手。
闽南有句俗语：“行船走马三分命”，后来的年轻潘启积攒下银两来，买了自己的一艘小帆船，曾冒着巨大的风险三次驾船南下吕宋，贩卖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给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等国商人，获利颇丰。潘启后回到广东，在十三行里一位陈姓行商手下做事，他踏实肯干精明干练深受信任，以至于陈姓商人将全部生意都委托他来处理。再后来陈姓行商无意再经营生意，携万贯家财荣归故里颐养天年，潘启便接下手来，并于乾隆七年开设“同文行”。
潘启属于大器晚成、大音希声似的人才，这来源于他不断的学习和专研，他精通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等多国语言，与洋商做生意不用翻译可直接对话。并且他做生意抱诚守真，言而有信，讲信修睦，获得了极佳的商业信誉，因此，洋商被潘启的精诚所至所打动，把其称为“最可信赖的商人”。
有了良好的信誉作保证，生意自然是滚滚而来，洋商甚至多次给潘启开出的预付定金都在十万两白银（一万两白银等于二百万英镑）以上，最多一次甚至达到了惊人的六十万两白银。乾隆二十二年，朝廷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规定茶叶、生丝、土布、绸缎出口只能由洋商代理经办，潘启更是在朝廷的手中获得了与洋商往来贸易的特权。当年六月，一艘从西班牙而来的商船运来约十九万两本国的银元，全部用来从潘启手中购买南京布匹、丝绸和生丝等。乾隆三十三年，潘启又与英东印度公司做成
生丝二千担的生意，获利丰厚自不必说，此后每年该公司都从潘启手里购买一千五百担左右的生丝。
潘启虽然与洋商的贸易做得是风生水起如日中天，但他一生从来没有染指过烟土生意，本本分分做生意，在纳税上更是分毫都不敢含糊，除了每年固定向朝廷缴纳十万两税银之外，还曾一次向户部捐了三十万两白银去赈灾。
乾隆二十五年，潘启被朝廷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这是对他在与洋商贸易中所做出努力的最大认可，在之后不久，他又以捐银的方式获得“候选兵马司正指挥”，这是一个可戴三品顶戴花翎的官衔，以致在来广州做贸易的洋商之中流传着“到广东必见潘启官”的美誉。
就是这样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能亲自来登门拜访，并与自己兄弟相称计议公行内联合之事，这怎么可能不让高尚喜不自胜，豪情满怀呢？
依靠上这样一棵大树，想来我高尚在广州公行的出头之日已是近在咫尺了！
送走潘启等人走后，高尚还是难以平静下来激动的心情，连忙跑到后院卧在床上又是喷云吐雾了一阵子，内心的兴奋才是渐渐平复下来。
他派人找来了潘福。
“潘哥，我和你说个好消息。”
“东家，有什么好消息？”潘福有些好奇地问。
当下高尚将刚才潘启等人的来意及会谈的大致情况，带着十分自豪的口气说给了潘福听。临了，也是不忘鼓励着潘福说：“这回该是到了我们发达的时候了，也是潘哥你这一身本领可以光明正大地派上用场的时候到了，要知道每次有洋商要来公行订货时，我们都是要到场的，有了你在我可是放心多了。”
潘福听了当然是满心欢喜，更有些欢呼雀跃的样子。但是，他是在替高尚感到高兴吗？
他来到高尚的帐下已经有快二年的光景了，但一直也是没有做出什么显山露水的事情出来。就是与那私贩烟土的洋商接洽也是好如偷鸡摸狗一样，每次见面时都是心惊胆颤，生怕突然间冲出衙门的人来将自己抓去。而这次真如高尚所说，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陪同东家坐在谈判桌子前，与那些做正经大生意
的洋商，唇枪舌剑地你来我往几个回合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潘福当然还有另外一番盘算。
当初高尚找到他时，是承诺几年之内要给他开一间自己的牙行的。但跟着高尚经历几番折腾之后，他眼见着高尚越来越走下坡路，给他的那承诺也是眼看着打了水漂，他也就渐渐对高尚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后来他见高尚和楚秋合作之后，高尚找他在一起商量事情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更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心灰意冷之余，也是产生了离开高尚的念头。当然，他也对高尚总是花言巧语迷惑他而感到愤愤不平，他感觉高尚骗了他，把他当三岁孩子在耍着玩。
潘福想，这次公行的商总潘启登门给了高尚机会，这同样也是给了自己一个天大的机会，因为借此机会，通过自己一口流利的英语完全可以在公行这个大天地里崭露头角，自身还有在牙行里多年的从业经验，加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