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开国以来，农民起义、百姓举事是非常频繁的，但很少能够形成大规模，这是有两大原因。
第一自然是宋太祖制定的国策，一旦逢着凶年饥岁，朝廷就会主动在发生灾荒的地区多招募青壮为士兵，这就属于提前预防了。
第二则是大宋朝的商业、市民经济发达，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各行各业吸引着前往谋生，如果能活命，又有多少人愿意冒险造反呢？
而且大宋朝对于农民举事，往往也并非一味地诏安，而是“招剿”相结合，对于小股举事的势力，官府的第一选择从来都是出兵围剿，以期达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若依着本朝的传统，梁山这里早就该派来朝廷诏安的使者了，但偏偏梁山打破了高唐州，杀了高廉一家，得罪了高俅，故而朝廷中有官员提出对梁山诏安时，就惹来高俅的强烈反对。
其实梁山打破青州城后，朝廷诏安的声音就越来越大，蔡京就有意提出诏安，但他最近也开始察觉到了许多苗头，那就是皇帝开始讨厌他了。
蔡京前后三度为相，权势滔天，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都官至大学士，家中的奴仆有做官的，出嫁孙女时连陪嫁的婢女都被封为夫人，前后把持朝廷十五六年，赵官家对他也渐渐不满。
尤其是去年，王黼由通议大夫超晋八阶，升为特进、少宰，蔡京就明白，皇帝已经挑选好了取代自己的人。
在这个关头，蔡京反而将诏安一事放下了，开始全力支持童贯，若童贯能取得大胜，他这个宰相也有功劳，在这个高位也就能多坐一两年了。
就在童贯这里疑神疑鬼、停驻不前时，王伦已经领兵撤回到济州境内，在一处废弃的小村庄里休息了。
临天明时分，王伦领着两营骑兵呼啸而至，许多官兵还未从睡梦中醒来，就被骑兵踏杀，汝州都监马万里匆忙迎战，被关胜合就一刀砍死，嵩州都监周信想要逃走，被唐斌追上，一箭射落马下，文仲容赶上前去一刀砍死。
同睢、郑二州官兵一样，王伦对汝、嵩二州投降的官兵，仍旧是剥其铠甲、收缴武器后，就暂押在营中，却将官兵营寨仔细搜缴了一番，然后撤走。
汝、嵩二州官兵战死者约有数百人，表现比睢、郑二州官兵更加不堪，连就地反击的勇气都没有，这战斗力表现让王伦很是鄙夷。
他想起时迁白胜那里刚传回山寨说童贯点检各州八支军马后，许贯忠的反应。
许贯忠当时就认为，八州兵马皆是废物，顺便又将童贯嘲笑了一番，明明也领兵打仗多年，怎么会挑选这八州兵马？
许贯忠的证据很充分，几十年前，小苏学士苏辙在殿试《御试制策》中就曾写到：
而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长吏又不以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菇。往者因其死丧流亡、废县罢镇者，盖往往是矣。
简单来说，就是自古富庶的中原之地，在本朝却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大量农夫百姓沦为流民，然后被朝廷招募为士兵，本该人口繁茂的地区，百姓却缺衣少食，而且这种情况从本朝立国初期就一直存在。
许贯忠曾任职无为军，他当初从东京城一路南下，路过这些州县，所见所闻，比苏辙文章中的描述更加夸张。
以赵官家的昏聩，以官吏的贪腐，虽然七八年不曾去京西路走动，但想来应该是“每况愈下”的。
王伦却要更为谨慎得多，许贯忠可以表现出对朝廷官兵的鄙夷，是为了给头领们增加信心，若他这个大头领也跟着如此态度，那就难免有些飘了。
但一夜之间，来回奔袭数十里，顺利击破两路四州兵马，王伦觉得这种谨慎也没有多大必要了。
于是王伦返回山寨后，就与众头领们商议，说：“童贯此次领兵，十一路兵马，八州皆不堪战，唯龙卫、神卫两禁军、延安府西军可算敌手，这一次就放童贯到泊子西面，我山寨与他堂堂正正打一场！”
以往梁山打的都是地方乡兵、厢军，或是朝廷派驻地方的禁军，这一次有御林军与西军亲至，若能正面野战取胜，这对于山寨军队士气的鼓舞和提升是巨大的。
而且由于民间对“西军”的神话，颇让一部分头领听到“西军”二字就不敢战，这未必是恐惧，而是出于对一个国家最顶尖战斗力军队团体的敬畏。
若要打消这种敬畏心理，消除西军身上被民间和朝廷宣传有意引导下的那一层光环，还有什么比野战正面取胜更有说服力呢？
且说童贯在临濮县外停驻了两日，复又陆续进军，只是这一次他不敢再将诸军分调了，左哨改为前军，与中军距离不超过二十里，又派出大量的巡哨探马，对梁山的夜袭格外防备。
这一路行来，倒也安静，只是沿途百姓听闻朝廷大军又至，于是纷纷提前逃走。童贯本欲去济州城外驻扎，但一想若去济州城，就得自梁山泊南面通过，干脆在梁山泊西南扎下大营。
济州知州程万里本是童贯府上的私塾先生，但前次董平领兵迎宣赞大军，半路却被梁山击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