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的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已经被尚书省调整为四川行省，但夔州路东面的一州二军，则被划归为湖北行省，梓州路、夔州路的南面，则调整为黔中行省，延续了唐朝的黔中道之名。
利州路最先向新朝归顺，带动着夔州等路也跟着归顺，但李纲受命为蜀中四路宣抚使，与袁朗等将领入蜀地后，发现蜀地也不平静。
梓州路荣州以及富顺监的盐丁、盐户、盐工造反，已经起事一年多，本路官员习惯性地向大宋朝隐瞒，直到李纲前来，才彻底隐瞒不住。
盐工为何要造反？还是因为梁山的崛起。
登莱诸州的海盐大量倾销，梁山军北伐后又攻打河东路，导致解州盐运输困难，淮南两路基本被海盐占据了市场，大宋的官员们一调查，发现梓州路还可以稳定提供井盐，于是加大了对本地盐户的剥削。
荣州四个县，三个县都有盐井，大宋更是特意设了富顺监，专管盐业。
最早在东汉时期，荣州百姓就开始挖掘盐井，从地下开采盐矿，后来武侯诸葛亮治蜀，发现此地多天然气形成的火井和温泉，便引导百姓以火井煮盐，遂成定制。
大宋朝由于搞土地私有，许多山林水泽都成为私人所有，故而似此前的登莱、淮南、江南、两浙等地，盐户煮盐，官府可以收一笔砍柴燃料税。
但荣州、富顺监等有盐井的地方，百姓或用火井，或者由井主提供木柴燃料，这笔税是很难收的。
由于唐末五代十国以来，蜀地先后割据，故而宋太祖灭后蜀时，巴蜀之地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特色：本地多豪强。
由于地理位置相对闭塞，唐末五代十国的乱世，对世家的打击，并未对蜀地形成根除式的打击，于是从大宋开国以来，巴蜀土地兼并的现象就极其严重，土地大量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
按照大宋制度的划分，有土地者，称为主户，无土地者，则为客户。而蜀地四路，主户往往占据总耕地面积的一半甚至九成左右。
故而荣州、富顺监的许多山林，也归私人所拥有，这些大地主、大豪商们，砍伐自家的树木，自然是不需要向官府缴税的。
前年大宋朝廷要求蜀地提供更多的井盐，本地官府便下了命令，要求产量提高的同时，盐户们也必须缴纳一笔“柴樵钱”。
大地主、盐井所有者们自然是不愿意多交钱的，于是这笔钱转而落在了盐工的头上。
盐工们一合计，当即发扬了大宋百姓的优良传统：造反！
于是一帮相当有组织程度的盐丁、盐工聚在一起，反抗官府苛政，并迅速从荣州的资官县席卷到了附近几个同样产盐的县城。
大地主们觉得也该闹一闹了，毕竟大宋一向视巴蜀为赋税重地，也教朝廷知晓蜀人不是这么软弱不知反抗的，而且自大宋开国以来，我们蜀人起义造反的事情还少了吗？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盐丁起义持续了一年有余，蜀地本路的州兵，面对组织程度更高的盐工，简直是不堪一击，还是隔壁的成都府路派兵，勉强维持了局面。
沿着长江逆流进入夔州的李纲，听闻了此事，顿感悲哀，童贯在西军带动的向朝廷隐瞒战事民乱的风气也传到了巴蜀，他当即前往遂州遂宁府，将本地官员召集到一处，狠狠训斥了一番。
袁朗、解宝、郭盛等将领立刻行动起来，李纲先是派人招抚盐丁，但盐丁们对新朝不了解也不信任，不肯投降，那就先打一场吧。
于是蜀地官员和百姓们便见识到了新朝官兵是如何作战的，自东面入蜀地，道路险阻，故而袁朗只带了一营骑兵，但已经足够用了。
袁朗命郭盛领骑兵直扑荣州威远县，先截断了盐丁们可能向成都府进攻的方向，解宝则带领本部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兵，由梓州路的州兵为向导，攻资州内江县。
内江县有六十六处盐井，也是响应荣州盐丁起义的最重要的一个大县。
泸州泸川府的州兵，则接到命令，死守沱江沿岸诸堡、砦，不得使盐丁南逃。
袁朗则将梓州路原本的骑兵、从成都府路支援而来的骑兵集中在一处，凑了不到八百骑，粗略训练了十日，便向资州资阳县进发。
袁朗这一次跟随入蜀，带兵不多，只有五个半营的兵力，实在是连王伦等人也被蜀地的官员联合欺骗了，只以为蜀地安宁。
但这些兵力已经够了，他一共只抽调了三营兵力，加上梓州路州兵，合兵五千余，四天攻破资阳县，转道配合解宝，猛攻内江县。
盐丁们有组织力，但缺乏足够的兵器铠甲，而汉兵组织能力更强，执行能力更好，兵甲更齐全，再加上李纲后方调度，于是从李纲入蜀，到盐丁起义被平定的消息传回京师，前后不足两个月。
这其中李纲花在了解地方民情的时间就用了大半个月，他的应对措施是双管齐下，一面招抚，一面打击。
荣、资二州以及富顺监的盐丁起义被平定后，诸多被俘虏的盐丁们并未受到虐待，李纲亲自出面，宣读朝廷新政，于是万余盐丁便被组织了起来，暂归袁朗调遣。
凭借平定起义之威，李纲直入成都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