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七日，王伦在开封城南郊称帝，国号为汉，年号为洪武。
使用哪个年号，群臣又是好一番争议，个个引经据典、翻史书查询，生怕年号再有重复。
其实唐朝就有一个并不严格遵守的传统，皇帝多用前任帝王的诸多年号，挑选两个，各取一字，组成新年号。
不出王伦所料，果真有臣子上了“靖康”年号，这个年号寓意相当好的，但王伦一点儿也不喜欢。
他干脆力排众议，挑选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并特意询问了朱武的意见，朱武只觉得无可厚非，那就用吧。
既然新朝已经建立，那么一切制度都应该是新的。
自唐宋以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职能渐渐趋向混同，故而大宋朝只有尚书省保留原本职能较多，中书、门下二省基本成了闲职、虚职。
王伦原本的打算，是既然用了明太祖的年号，干脆一步到位，建立内阁制算了。
但是与群臣连日商议讨论后，众臣子的普遍意见是，大宋朝的署衙太多，职权不明，权力分散在多个部门，导致行政效率极其低下，不如设政事堂。
王伦思索了数日，又提出改组三省，将行政权交给尚书省，立法权交给中书省，司法权则交给门下省。
三省之下，六部扩建，变为九部，并设监察院，仍旧设九寺。
则吏部主管文职官员的升迁、任免等铨选事务，下设四司，分别是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司。
户部主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赋税、官员俸禄及一切财政事宜，下设根据“路”而划定的诸司，掌管铸造钱币的宝泉司、掌管各地粮仓的常平司、掌管漕运的漕务司等。
礼部则主管科举、礼仪一切事务，同样设四司，分别是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司，同时设四夷馆，负责外语翻译等事务。
兵部则执掌武官选授、民兵操练等事务，设四司，分别是武选、车驾、职方、武库四司。
刑部主管天下刑罚政令、刑名审核，同样按照行政区划分为诸司。
工部则主管天下工程、将作、作坊等诸多事务。
但王伦从户部中将商业监管、税收分离出来，组建了商部；从礼部中将学校建设事务剥离，组建了学部；将本在户、兵、工诸部交叉的道路修缮、驿站管理、邮递事务统一归属为驿部。
监察院算是延续了大宋的制度，主管各种事务的监督检查，并与大理寺、刑部组成三法司，对死刑、重大案件进行共同的复审核验和监督。
九寺与唐宋变化不大，有主管音乐的太常寺、主管朝廷宴会的光禄寺、主管皇宫宿卫的卫尉寺、主管宗室的宗正寺、主管养马的太仆寺、主管重大案件复审的大理寺、主管对外外交事务的鸿胪寺、主管农业、工业新技术推广的司农寺，以及虞衡寺。
虞衡寺算是王伦“创新”的一个官职机构，是将原本属于工部的虞部职能剥离，主要负责水利、山林水泽等事务。
王伦本打算新建一个水利部的，但众臣都表示，水利这件事，实在不需要新设一部，王伦便退而求其次，改部为寺，又将一些相关度量衡标准的确定、核验等事务也塞了进去。
于是大致的诸衙职司明确后，政事堂组建，由三省、九部、九寺、监察院，以及归在门下省的度支司、从尚书省分出的通进司主官参与，对天下各种大事、政务进行集体讨论。
此外枢密院仍旧延续，主要负责对外用兵、发动战争事宜，因此原本征东大都督府的一部分权力，就移交还给了兵部。
涉及战争、用兵、以及与军队建设相关事务时，枢密院使有权出席政事堂，其余事务枢密院使则只有旁听权，没有建言权。
王伦又重新厘定九品官阶，将“吏”这一群体不再视为流外，而是视为流内佐官，虽然仍旧不定品级，但是可以通过诸部提出申请、礼部负责组织，参加考核，就可以升阶为官。
王伦很清楚这么做的后果，那就是新的汉朝“吏员”职位就此确定，官吏群体的数量必然暴增，但他必须要打开一条阶级上升通道，毕竟在这个时代，通过科举做官，引导百姓读书的花费太高了，普通百姓也难以承受家中有一个脱产的专职读书人。
不出意外，他的这一条命令引发了众多臣子的反对，支持他的唯有梁山头领们，以及早早投降梁山的京东、河北诸州县官员们。
大宋朝的小吏，没有品级，甚至不发俸禄，于是就逼得小吏群体搞贪污，可以说赵佶在位期间，吏治腐败，也不完全是他的错，毕竟祖制难改么！
王伦当初在京东两路推行吏员考试，众多屡试不第的读书人为了生计，纷纷报考，虽然时间太短，还来不及进行考核提拔为官，但至少这些新入选的小吏们，有了稳定的俸禄，工作的目的也稍稍发生了变化。
故而感受最深的京东、河北诸路官员们，最是支持，毕竟谁也不想到了地方任职，结果被一帮小吏将权力给架空吧。
这件事是王伦称帝以来，第一次强行要求贯彻自已的意志，于是诏令下达，却引起了东京城已经复学的太学生们的不满。
他们寒窗苦读数年，奔得不就是为了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