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巴巴的道：妈，我昨天发烧快 40 度，是我这个同事朝阳送我去的医院，今天又送我回家来了。
阿姨笑眯眯的很是热情，说了些客套话，不知不觉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中午则要留我吃饭，阿姨十分利索的进了厨房，嘱咐道：晓阳，陪你同事看会聊聊天。我本打算去厨房帮忙，被阿姨拒绝了。
不得不说，阿姨有一个好手艺。中午的时候，不一会儿就做了四菜一汤。但聊天的时候，话里话外都是问我的家庭、我的过往，当得知我上过战场，还在部队立了三等功的时候，阿姨还专门敬了我一杯茶水。
下午的时候，邓晓阳又把我送到汽车站。秋假几天，我对她也是朝思暮想，就连干起农活来，也是心不在焉。我从没有这样盼着上班，当然，盼着上班是为了见到邓晓阳。
秋假结束，邓晓阳来上班，一见面，我们就趁着没人先抱了抱。
那时候大家提倡自由恋爱，但是婚姻大事，还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的少之又少。所以，在外人眼里，我们还是和普通同事一样，甚至还刻意保持了距离。
过了没多久，邓晓阳告诉我道：朝阳啊，我妈偷偷告诉我了，我爸找了机会会来看看你。
听到副县长要来看我，我心里多少有了些不踏实，但还是故作镇定的道：来就来吧，县长又不吃人。
说曹操曹操到，当天乡里就接到通知，常务副县长邓牧为要来乡里检查工作。书记乡长就带着全乡的干部职工开始打扫大院卫生。其实，对于一般的县领导，并不用这样，但是对于常务副县长，乡长和书记都不敢怠慢。
第二天一大早，乡党委书记马军和乡长张庆合早早地就在乡大院等候。约莫 10 点钟，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大院里，这位常务副县长气场足、派头大，平时威风凛凛的书记乡长在他面前显得平易近人。
邓县长组织乡班子开了会，又单独把书记乡长留了下来，随后乡长来到办公室，把我喊了过去，这时，书记乡长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人面对邓晓阳的父亲。
邓副县长看了看我，说道：“你还没有解决身份，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我不是以副县长的身份和你谈话，而是以晓阳父亲的身份告诉你，你和晓阳的事，我不同意。”
没给我说话的机会，也不容我质疑，说完，邓副县长端着保温杯就走了。书记乡长挽留他吃饭，邓副县长也没有留下。
回到办公室的路上，遇到同事，大家还在议论：“这邓副县长咋没吃饭，以前来总是要吃的。”
回到办公室，晓阳迫不及待地问：“爸爸跟你说了啥？”
我看了晓阳一眼，说：“咱们还是分手吧，咱俩在一起，确实不合适。”
邓晓阳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说道：“我不管，我不分手。”
后来，书记和乡长也时不时地和我谈话，总之就是告诫我，作为一个临时工，不要得罪领导，也别耽误自己的前程。为了避嫌，我主动申请调回武装部。说是主动申请，其实也是领导的安排，毕竟主动申请听起来更好听些。
李部长看着我，说：“大丈夫何患无妻。这邓晓阳虽好，可你俩差距太大，她父亲下一步接任县长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的事，你还是踏踏实实先把正式身份解决了。”
这期间，我总是躲着晓阳，虽然躲着，但每天都很煎熬，一天没看到她，心里就像猫挠一样。
到了 1986 年春天，邓晓阳找到我，说她已经跟父亲摊牌，说两人彻底分手了，她父亲会在我身份问题上帮忙。
我说：“不用了，我靠自己努力就行。”
邓晓阳敲了一下我的脑袋，说：“想什么呢，没那么简单。没人说话，谁给你办？”
就这样，1986 年夏天，我正式解决了身份问题，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
那时，改革开放是热门话题，不过我们身处内陆，只知道沿海地区发展快，却不清楚到底快到什么程度。
1987 年，我的一位浙江战友虞家林到省城出差，他专程坐大巴车来到我的家乡，这些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当年我们是一个连队的战友，我的三等功就是和他一起立的，我们是过命的兄弟。
战友说他在上海做外贸生意，按他的说法，上海日新月异，而我们这儿还如此贫穷落后。他的外贸公司做得风生水起，正在扩张，这次来一是叙旧、重温战友情，二是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干。我当时脑子很乱，说要回家商量一下。战友住了两天，留下名片就走了，还告诉我，只要我去，就去找他，苟富贵，勿相忘。
我当时也在想，自己虽然解决了身份问题，但在乡政府，根本不可能和邓晓阳在一起。
现在，邓晓阳一直和父亲怄气，调她走她不走，提拔她她也不去。
我心里琢磨着，干脆出去闯闯，这对她、对我都好，让她找一个更合适的人。
于是，我找书记乡长提交了辞职报告，这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比我入职时还大，那时还没有 “下海” 这一说呢。
乡长和书记又轮流找我谈话，无非是说乡政府虽然工资低，但好歹是吃公粮的，我去上海简直是自不量力